专访作家倪匡:除金庸外,没人用得上“叱咤风云”这四个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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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逝去的“帮主”

  2018年10月30日,金庸在香港逝世,享年94岁。10月31日下午,我打通倪匡在香港居所的电话,铃响数声,便有一把热情的男声接听。

  “我是倪匡。”——声音一点儿也不像83岁的人。

  “我是上海《收获》杂志社……”

  话音未断,便听到那边365bet官网高高兴兴地念叨开来:“《收获》呀!你们怎么可以订到?我去美国之前一直订了好多年,回香港后找不到办法了。”

  没想到,最初与倪匡的对话,竟是这样开始。我连连保证,将会把今年杂志全部打包寄给他,才暂时结束这个话题。得知我们约稿的希求,倪匡沉吟道:这些年身体不太好,已经不怎么提笔为文。见他为难,我提议改为电话访谈,他欣然应允,约在第二天下午3点。末了,倪匡话锋忽地转回去,笑问道:“你说给我寄杂志,覅是寻吾开心?”

  挂了电话,他那一口古早而略带狡黠的上海话,依然在我耳边跳跃。隔着一根电话线的香港“卫斯理”,说起话来,和弄堂口摇扇乘凉的上海“爷叔”是一个频道的。

  第二天,我们准时开始了访问。倪匡很健谈,思维敏捷,态度直率,我们的对话如同打乒乓球快发快回。一个多小时的通话中,每忆及往昔趣事,便听到倪匡于朗朗笑声中夹杂着他那些标志性的论断——“好玩到极点!”“好玩得不得了!”他真是一365bet个以好玩为生活第一哲学的人。嗣后当我回听采访录音,惟有在他谈到“三个大头的朋友”尽去、“一张照片上五个人只剩我一个”时,声音静了一静,接下去便听到他低声说“很寂寞了”,但复又振作起来,绝不渲染悲伤。而他谈到金庸与他共读而同好的小说时,很自然地用了一个词——“最近”。

  我注意到,自金庸先生去世以来,有许多媒体采访倪匡,希望得到一些情绪化色彩浓厚的回复,但自始至终他都表现得十分克制,不惜被人指责为“冷漠”“不近人情”。结束这次采访后不久,便是金庸先生出殡之日,倪匡对外表示自己不一定会去。

  据传媒报道,11月12日下午,倪匡现身香港殡仪馆致祭金庸。也许,通过本刊的这篇访问,我们能更真实地看到倪匡对金庸、对武侠小说、对一个香港才子时代的回望与情感。

  (《收获》特约记者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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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特约记者:这几天,金庸先生去世后,很多传媒都是来采访您的。

  倪匡:是啊,这几天电话费都用完了(笑)。

  特约记者:您曾经在《武侠小说大宗师》里写,您有三个大头的朋友,金庸、张彻、古龙。您写道——“这三个大头朋友,头都大得异乎常人,事业上也各有成就,和这三个大头朋友在一起,常有一种极度安全感!就算天塌下来,也有他们顶着!”现在这三位朋友尽已去世了。

  倪匡:今天还在网络上看到一张照片:金庸、黄霑、张彻、林燕妮、我。五个人,四个人去世了。只剩我一个了。很寂寞的,真的。我身体差到极点,百病丛生,举步维艰。但身体不好我也乐天。

  特约记者:照片拍出来红光满面。

  倪匡:那是血压高。我每天要吃五种降血压的药。我喝酒的配额都用完了,酒都不喜欢喝了。

  特约记者:刚才提到的所有人,金庸、古龙、张彻、你、黄霑、林燕妮……在我们的记忆与印象中,你们都是叱咤风云、纵横香江的人物。

  倪匡:我们都是普通老百姓。除了金庸之外,没有人可以用得上“叱咤风云”这四个字。

  特约记者:这可能是我们对作家的想象,感觉你们把香港的一片文化天空撑起来了。

  倪匡:消受不起。我们是对读者有一点影响而已。

  特约记者:在你们这一代的文人中间,有没有某种精神是值得被记录的?

  倪匡:我觉得是有精神的。我们这一代在香港摇笔杆的,都是非常率直而自主的,照自己的意志写。这是写作人最重要的一点。

  特约记者:也非常勤奋,抓住一切发表的机会。

  倪匡:香港社会容许这个环境嘛,编辑提意见你可以不听,你不听他可以不用,他不用你可以到别处发表。可以发表的地方多。

  特约记者:在读者心目中,您的名字和金庸的名字一起出现在大众面前其实蛮久了。我们说到金庸可能就会想到倪匡,我们在列举香港的文学、文化、才子的时候都会提到你们。我看到您在微博上和网友说,不知道“香江四大才子”(金庸、倪匡、黄霑、蔡澜)这个称号是怎么来的。

  倪匡:(笑)莫名其妙,不知道哪里钻出来的。我对外界讲的一切,完全都是不理会的。人家讲是人家的事,我是我。所以我看现在讲“网络欺凌”,我想这是不存在的嘛,你不去看,不去理会,它怎么欺凌得到你。网上骂我赞我的都有,我完全不理,管它的嘛。

  特约记者:那您认不认可“四大才子”这个说法?

  倪匡:金庸那么光彩,那么出色,我的名字和他的名字放在一起,不知道有多高兴。

  特约记者:您认识金庸是在1961年,您到香港的第四个年头?

  《明报》创刊于1959年。

  倪匡:是在《明报》两周年【《明报》创刊于1959年。】时的一个场合,有人介绍我和金庸见面,就这样认识了。时间过去快六十年,我记得很确切。我那时还不是《明报》的专栏作者,在一家很小的报馆副刊上面写小说写杂文。一批从上海来到香港的文人经常聚会,我那时小伙子嘛,也经常挤在里面,上海人讲的“轧闹猛”。有几次金庸也在里面,我也在人群中见过他。那时他已经很出名,小说写到《神雕侠侣》了。那是一本非常好的武侠小说,我非常喜欢读。

  特约记者:根据公开的资料,金庸先生比您年长十一岁,按中国生肖来说大了近一轮,长一辈。你们之间从最初认识到而后逐渐熟识、友谊加深,相互之间称谓有没有变化?

  倪匡:我就叫他金庸,良镛。叫金庸的时候多些,叫良镛的时候少些。他就叫我倪匡。名字是用来给人叫的嘛,不重要。不过有时候开玩笑会叫他“查老细”,“老细”是广东话里“老板”的意思。哦,还有一个上海籍的朋友叫他“帮主”——江浙帮的帮主。(大笑起来)开玩笑的,没有这个帮。我们一些朋友在一起开玩笑的时候多哎,正经的时候很少。

  特约记者:你们交谈用普通话还是广东话?

  倪匡:用上海话。我是宁波人,上海人一大部分是宁波籍嘛,我讲的普通话完全是上海口音。我们两个的广东话都不灵光,但是当上海话不能表达的时候,就用广东话替代。广东话比上海话丰富。

  特约记者:金庸先生在公众面前说话是慢慢的,您说话语速很快,你们后来熟悉了之后怎么聊天?

  倪匡:我讲话语速是快到极点,想都不想的,要是叫我慢下来我会口吃,就讲不来了。我跟他性子是完全不同的。不过,他跟我讲话时,我倒不觉得他慢我快。他的慢是在有些场合,讲之前要想一想,他跟我讲话没有顾忌,不用思虑,自然就快了。

  特约记者:他确实做过一段时间您的“老细”,从1962年您开始在《明报》副刊连载小说算起。可以这样讲吗?

  倪匡:我觉得报馆老板跟副刊的编辑之间好像相互不发生作用。我可以不听他的话,他也可以不听我的话。但他说得有道理的地方我会听,当我在《明报》已经写了两篇武侠小说,金庸说让我再写一篇,我正考虑是不是再写一篇武侠小说,他提醒我可以写时代背景是当代的时装武侠小说,主角会武功,性格特别一点。于是我开始写时装武侠小说,写到第三篇时,我说:加一点幻想好不好?他说好!于是我在第三篇才开始写成“卫斯理”系列科幻色彩的小说,一写就是几十年。

  特约记者:当时香港的文学环境怎么样?

  倪匡:很繁荣的。报纸很多,大大小小有几十家,每家报纸上都有副刊,副刊上都需要小说。我不知道读者的阅读程度如何,至少都认得字,可以看得懂情节。我自己写作,同时也是读者。

  特约记者:您当时写作的志向是什么?

  倪匡:很简单,没有变过,就是靠写作拿稿费。我初到香港没多久,无以为生。什么活都干不了,去染厂做杂工,收入低得不得了。我去投稿,稿费数字让我很满意,我就想这一行干得过,我就可以去写小说了。我也不敢说自己写小说胜出很多人,只是我除了写作之外没有第二种谋生的本领嘛。

  特约记者:后来,您和金庸都成为几十年屹立不倒的流行文化偶像。

  

  倪匡(右)与金庸

  倪匡:那绝对不好这样说,我和金庸不能比的,不能相提并论的。我写小说也很好看,我如果写得不好看,不可能写几十年写几百本,我也不敢妄自菲薄。区别只是好看程度和他的比差很远(笑)。他小说写得那么好,包罗万象,他是真正的大师。大仲马小仲马莎士比亚怎么比得上他?差太远了。

  特约记者:这话是开玩笑,还是您经过比较得出的结论?

  倪匡:当然是认真的。我从小喜欢读书,从五六岁看几百字的小说到现在七十多岁,没看过比他的小说更好看的小说。而且写作只是他的成就之一,他除了写作之外,其他的本事也大得不得了,他什么都会做,报馆都会开。你就算给我一笔本钱我也办不了这个报纸。我早几十年就说过,“中国上下几千年,唯一能够发家致富的文人就是金庸”,就他一个,想不到还有别的什么人。孔子有个学生叫子贡,也许很有钱,但他是另外做生意的么,不是靠文字。中国历史上、恐怕世界历史上靠文字致富的只有他一个。

  特约记者:金庸对您也有很高的评价,1983年,金庸先生写过这样一段话来形容您——“无穷的宇宙,无尽的时空,无限的可能,与无常的人生之间的永恒矛盾,从这颗脑袋中编织出来。”

  倪匡:哦,他是朋友捧场。他的副刊版面那么紧张,却能够让我长期写那么多的东西,当然他也是觉得我的东西过得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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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特约记者:你们交往多年,可曾有过分歧?

  倪匡:我们都是很诚实的人,不过即使年轻时候也不像现在的年轻人这样意气,我们不喜欢争论,你保持你的见解,我保持我的见解,他写的社论里的观点,我在文章里表示反对,他也笑笑,我也笑笑。当然我们当面谈话很少涉及这些,都是在各自的文字里表达。曾经一位政治人物去世了,他在社论里写了他不少好话,我写文章表示不同意。他任由我发表,也并不删改。

  特约记者:你们很像武林中的人物,只是比划两下,并不“过招”。

  倪匡:也没有比划了,就是你打你的“降龙十八掌”,我打我的“梅花拳”。

  特约记者:你们在一起比较多聊什么?

  倪匡:聊武侠小说。他是一个包罗万象、深邃得不得了的一个人,他喜欢的东西之多,想研究想了解的东西之多……我只不过是他关于武侠小说的朋友当中的一个,他跟我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讨论武侠小说,因为我从小就看,也很懂得武侠小说,一到香港一下子看到金庸的武侠小说,惊为天人。他更懂武侠小说,所以我们有聊不完的题材。每次见面和他讨论他的小说,分析情节等等,总是津津有味的。他的伴是很多的,有切磋围棋的朋友,有研究文学的朋友,还有研究历史的朋友,方方面面的博士朋友,教授朋友。我和他是在一个很小的点上交集。

  特约记者:您给自己的定位是,和金庸进行武侠文学研究和探讨的朋友……

  倪匡:没有那么伟大,不属于文学研究的范畴,也没有探讨那么紧张,就是聊天。聊天的朋友。

  特约记者:上海交通大学有一位江晓原教授,他谈到您是这样说的,“倪匡是早期‘金学’的重要人物。一方面因为自己也曾写过武侠小说,另一方面因为他与金庸颇有交谊”。(《金庸、倪匡与戈革——再谈〈挑灯看剑话金庸〉》,江晓原)

  倪匡:我是“金学”的开创者,不是“重要人物”。没有我就没有“金学”了(笑)。我自创一联曰“屡为张彻编剧本,曾代金庸写小说”,哈哈哈哈哈,真开心。

  特约记者:我看了您1980年写的十册《我看金庸小说》。感觉您品评人物的标准是“真”。

  倪匡:对!这是第一条。

  特约记者:您也按古典方式分了上上品、上中品、中中品等……

  倪匡:我也不知道我学了什么人,或许是学金圣叹。

  特约记者:您本身就是纯粹的“金迷”,小说人物都在你脑中,信手拈来,十分自然,但又似乎经过了十分纯熟的思考与比较。

  倪匡:我不是天才,没受过很高的教育,认识的汉字不超过三千个。而且我有学习障碍的,今天学的东西,明天就完全忘记,没有持久的记忆。我只有很小时候学的诗还能背出来。我之前住在美国时,没事情做就背李商隐的诗,每天背一首,我想总有一天能背完的。哪想到今天背得烂熟的,明天就忘记。但我因为对金庸的小说太熟了,完全没有参考原书,那套书八万字,两个下午就写出来了。不管写得好还是坏吧,总算是开创性的一本。

  特约记者:要不是这本书,也许金庸武侠小说仍然停留在消遣娱乐类。

  倪匡:那我想不会。就算我不注意到,也迟早会有人注意到它们的好处。我最烦看到学者分析这个“不可能”、那个“不可能”,这是完全不懂武侠小说;武侠小说就是写“不可能”的事情,按常理发展的事情怎么会交给武侠小说来写呢?!我只能哈哈一笑了。

  特约记者:您给金庸小说排了个座次,依次是,《鹿鼎记》《天龙八部》《笑傲江湖》《神雕侠侣》《雪山飞狐》《倚天屠龙记》《射雕英雄传》《书剑恩仇录》《连城诀》《侠客行》《飞狐外传》《碧血剑》《鸳鸯刀》《白马啸西风》。您所开创的对金庸小说文学深度的观察,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,似乎被大陆一些高等院校的学者接续过去了,形成了大陆这边的“金学”热、武侠学术热。这里面有没有您觉得还不错的?

  倪匡:有有有,有很好的,有非常好的。陈墨先生的大量关于金庸小说的文章写得好极了,叹为观止,要比我那些文章的角度好得多了。

  未完待续

  本文撰稿:吴越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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